或許，風投永遠面對一個悖論：創(chuàng)業(yè)者的理想與公司報表之間的權衡問題。這個問題也與“泡沫問題”緊密相關，面對在這些問題，我們不得不回到創(chuàng)業(yè)和投資的起點去想想，創(chuàng)業(yè)的天職在于創(chuàng)造出新的價值，風投的天職在于為創(chuàng)新投資。即使有所謂的“泡沫”，對于具體的某個創(chuàng)業(yè)者和風投又有什么關系呢?除非創(chuàng)業(yè)者創(chuàng)造的價值在風浪面前不堪一擊，除非某個風投投了所有startup，否則整體性的泡沫即使爆了，對于他們又有什么危害呢?

但是創(chuàng)新與投資最核心的特質是不確定性，反之，如果不存在不確定性的事件就不是真正的創(chuàng)新與投資。試想，一個百分百的盈利機會，傻子也會賺錢。我們無法用什么理論或模型來消解不確定性。事實上這是理性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投資在凱恩斯看來是被動物精神和所謂的血性決定的。

最近，浙大經濟學院葉航教授在微博里重申了這一理念。100年前，是經濟學大家Frank Knight在博士論文里做出區(qū)分：風險與不確定性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指我們知道的，后者指我們不知道我們會遭遇什么，而只有風險是可以定量計算的，但是“不確定性”是無法計算的。近幾年認知神經科學的發(fā)展也支持了這一劃分，動物精神和“血性”，則被腦科學家描述為“ 催產素-多巴胺- 血清素”三者的互動結果。

我們之前也報道過“定量化的風投業(yè)”，定量化本就是人類理性數千來的追求之一，定量與定性本是同根生，但人類的理性還沒有強大到足以洞察一切未來的力量，人也不是上帝全知全能，僅憑計算就可以洞悉一切。

凱恩斯也曾說過：“如果人類的本性不受到投機的誘惑，也不從創(chuàng)造中取得樂趣(除了取得利潤以外)，那么，僅憑冷酷的計算，可能不會有大量的投資。”

這也引出了最近《MIT技術評論》最近廣為議論的一篇文章：為何我們現在解決不了大問題?作者從阿波羅登月計劃的事例出發(fā)，當提出阿波羅登月計劃時，很多人都認為這是做不到的，但是只用了8年就實現了。

Bruce Gibney寫的一份FoundersFund的宣言《未來怎么了?》里說到：“VC不再是未來的投資者了，而只是一些小功能、小應用和不重要的東西的投資者。”Gibney還論述到：計算機和通信技術的發(fā)展得益于適當的資助。當時阿波羅計劃也顯得很不切實際，因為它沒有獲得當時的電子行業(yè)那么充裕的資金。

阿波羅計劃已經成為一個隱喻，表示我們有技術能力去解決大問題，但是它也是一個不可復制的模型，現在不是1961年：現在沒有類似于冷戰(zhàn)那樣狂熱的歷史背景，沒有把艱難險阻英雄化的政治家，沒有渴望部隊里那樣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紀律性的工程師，也沒有對探索太陽系那樣的科學神話的大眾信仰。

為了鼓勵解決大問題的技術，我們應該做些什么，而不僅僅只是要求風投做出更好的投資。這些問題背后有一種不可化約的復雜性。

我們不缺乏挑戰(zhàn)，十億人還缺少電，數百萬人還喝不到干凈的水，氣候正在轉變，制造業(yè)的效率還不高，城市依然面臨交通問題，教育依然是一種奢侈品，癡呆和癌癥依然在威脅我們的壽命。

這篇文章還把我們引向一個思考：投資人與創(chuàng)業(yè)者的博弈性互動。如果創(chuàng)業(yè)者僅只是一味投投資人所好，那么這樣就會形成一種自我加強的惡性機制，直到“劣幣驅逐良幣”，再也沒有敢于解決根本問題的企業(yè)家和企業(yè)。

當然，我們期待既能夠帶來豐厚報酬、又能解決根本問題的企業(yè)。但是，這種企業(yè)如何誕生并成長，卻依賴于創(chuàng)業(yè)者和投資人雙方的膽識，這種膽識就是理性與血性的結合，這種血性就是對價值的一種英雄式的捍衛(wèi)與追求。

投資與投機，現在已經有了不同的褒貶含義。但是“投機(speculation)”最根本的含義就是“沉思與觀察”，到了1774年，又有了新的含義：“為了追求利潤，根據市場價值的漲落而買賣”。沉思，按照王陽明的體悟是“靜，以通天下所感”，這也是喬布斯修行一生的東方式的沉思與直覺。對價值的發(fā)現依賴于沉思，真正的理性也是從中誕生，而對價值的追求，則依賴于血性。

專注價值的企業(yè)比專注盈利模式的企業(yè)更能抵御不確定性，但是否更能抵御風險還需深思，而大多風投只知道抵御知道的風險。但真正具有顛覆性沖擊力的是那些不確定性的因素，也即黑天鵝事件。自古以來，價值追求更具有反脆弱性，價值是人類抵御不確定性最強大的武器。這也是為什么很多讓我欽佩的投資家始終強調“價值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