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年前，溫州的首富是一位精瘦干練、長相很鄉(xiāng)土的蒼南縣金鄉(xiāng)鎮(zhèn)名叫葉文貴的男人。葉文貴有自己雄心勃勃的理想和抱負，他要“摘取工業(yè)文明皇冠上的明珠”——造汽車，而且是幾十年后都夠時髦的電動轎車。那時，葉文貴的電動轎車真的動起來了，充一夜電能跑上百十公里吶。崎嶇的鄉(xiāng)間山路上，電動轎車像小馬駒似地顛著。

30年前,溫州首富坐擁千萬家產時，宗慶后還在紹興鄉(xiāng)下的茶場種茶、燒窯，馬云還在為高考數學只得了一分而淚灑考場，只是今天，他去哪了?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刊發(fā)題為《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yè)》的長篇報道，并配發(fā)評論員文章《溫州的啟示》。這是“溫州模式”首次見諸媒體，被公認為是“溫州模式”橫空出世的標志。

自此，“溫州模式”不僅成為打開溫州這個創(chuàng)造了無數改革奇跡的“潘多拉盒”的“鑰匙”，更是解讀與剖析以發(fā)展市場經濟為價值取向、以全民富裕為最終訴求的中國改革的最典型樣本。

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曾指出：“溫州作為國家和浙江省多項改革的‘試驗區(qū)’，是個敢于創(chuàng)新、善于創(chuàng)新的地方，是個能出經驗、出好經驗的地方。”他要求：“我對溫州有一個很大的希望，就是希望溫州把這部創(chuàng)新史繼續(xù)寫下去，探索新的規(guī)律，創(chuàng)造新的業(yè)績，總結新的經驗，為全省帶好頭，為全國作示范。”

“溫州模式”30周年，當年的首富去哪了?那些創(chuàng)業(yè)失敗者去哪了?

30年前的5月，空氣清朗，沒有霧靄。作為杭州大學(現(xiàn)浙江大學)新聞系的3年級學生，我正焦慮于即將到來的期末大考。

我不知道，省城杭州以南300多公里外山坳里的溫州，發(fā)生了一件大事：1985年5月12日，上?！督夥湃請蟆返念^版頭條刊發(fā)了《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yè)》的長篇報道，并配發(fā)評論員文章《溫州的啟示》，“溫州模式”第一次見諸媒體。自此，南方的“珠江三角洲模式”成為大開放的先鋒，而改革則以地處江浙的“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花開兩朵。在這當代中國鄧氏改革的三大底層突破的示范力量中，尤以“溫州模式”的橫空出世最為異端。

我也不知道，在此后的30年里，溫州以及說著滿口極其難懂方言的溫州人，會成為我記者生涯的第一觀察樣本。30年間，我曾經32次穿行于這片躁動不安的土地。

時間可以改變一切，可以讓相戀的人離心，也可以令相濡以沫的老者陰陽兩隔。30年足夠長，“看資本主義到溫州去”、“假冒偽劣的溫床”、“溫州人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啟蒙老師”、“中國最盛產老板的地方”、“溫州炒房團”等等，都成為過形容溫州與溫州人的前綴。真真假假、香香臭臭、黑黑白白，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沒有一座城市能如同溫州那樣，總是以中國改革語境下最為堅韌的姿態(tài)，讓人刻骨銘心、揮之不去。

為什么“溫州不死”?什么是“溫州不死”的中國價值?我們?yōu)楹我o念溫州模式30周年?對中國改革而言，今天的溫州僅僅只是行將消散的歷史煙云，還是依然能夠照耀我們未來的一抹光亮?

這些設問太過宏大。且慢，還是讓我們一起聽聽兩位溫州佬的故事。這兩位故事的主角與很多溫州成功老板的差別在于，他們，都是失敗者。

“不死鳥”的溫州故事一：首富葉文貴

浙江出過兩個“中國首富”：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和阿里巴巴創(chuàng)始人馬云。而溫州公認最大的老板是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

年輕時代的葉文貴

但在30年前，溫州的首富是一位精瘦干練、長相很鄉(xiāng)土的蒼南縣金鄉(xiāng)鎮(zhèn)名叫葉文貴的男人。金鄉(xiāng)原稱金舟衛(wèi)，明太祖洪武二十年為防倭寇侵擾，建立了十華里長的衛(wèi)城。后改稱金鄉(xiāng)衛(wèi)。清康熙九年降為鎮(zhèn)。這里土地稀缺，又地處天涯死角，多少年來都是遠近聞名的討飯村。1978年，新鎮(zhèn)委書記到任的當天，金鄉(xiāng)人貼出了這樣的海報以示歡迎：“今晚召開要飯吃、要工做大會，敬請書記蒞臨指導”。

沒想到，幾年后，金鄉(xiāng)竟真的變成了“金子之鄉(xiāng)”。

作為金鄉(xiāng)最早掘出了第一桶金子的人，葉文貴腦子鬼靈，有一手電工絕活。有點本事，又有了政策機會，就坐不住了。1980年起，他先后辦了軋鋁廠、高頻機廠、壓延薄膜廠、微機儀器廠、鉛泊廠，辦一個火一個，迅速積累的家財至少上千萬元。那時候，宗慶后還在紹興鄉(xiāng)下的茶場種茶、燒窯，南存輝是走街串巷的補鞋匠，馬云正因為高考數學只得了一分而淚灑考場。

葉文貴企業(yè)的股票

葉文貴開始富甲一方，顯赫一時，他的名氣當年甚至蓋過了后來的“浙商教父”——萬向集團董事局主席魯冠球。費孝通在他的廠里轉了三圈，說：“了不起的新型企業(yè)家。”加拿大著名機電學教授鮑勃惠也不遠萬里來到中國，跑去看葉文貴：“在中國農村，想不到有你這樣的奇人。”

地方政府也注意上了他?？h里領導幾次登門，告訴他為家鄉(xiāng)作貢獻不光光是辦好自己的廠子，還可以發(fā)揮更大的作用。1984年5月，《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一條消息。消息說，浙江省溫州市蒼南縣金鄉(xiāng)鎮(zhèn)家庭工業(yè)專業(yè)戶葉文貴被縣政府破格提拔為金鄉(xiāng)區(qū)副區(qū)長。

個體私營業(yè)主竟當上了正經八百的堂堂父母官，這的確是破格，是只有溫州人才做得出的中國改革“第一”。

葉文貴更忙了。除了管廠子、跑業(yè)務，還得不停地開會、開會。光榮感和興奮勁過后，他有些厭倦了。這官當得太累。對葉文貴深表同情的時任《浙江日報》常駐溫州的著名記者張和平寫了一篇內部材料，題為“葉文貴當副區(qū)長的煩惱”。

后來，領導有了批示。再后來，葉文貴被悄悄免職。

差不多過了兩年，浙江召開全省首屆家庭工業(yè)會議。葉文貴成了預備成立的省家庭工業(yè)協(xié)會會長的唯一預選人。他的毛病又犯了，怎么說也不愿挑這副多少人望眼欲穿的重擔。理由是：怕開會，怕做報告，怕耽誤時間。

葉文貴有自己更雄心勃勃的理想和抱負，他要“摘取工業(yè)文明皇冠上的明珠”——造汽車，而且是幾十年后都夠時髦的電動轎車。和他的造車相比，臺州農民李書福只能算作晚輩。

葉文貴的電動車實驗

1980年代末，他覺得動手的時候到了。他停下手中全部的生意，閉門謝客，一心一意做起了“中國農民的轎車夢”。

各方面——包括地方政府——對他的熱情漸漸地消退。他不再有迷人的光環(huán)。

幾年后，憑著叮叮鐺鐺的榔頭和不算先進的機床竟也掀開了夢的一角。葉文貴的電動轎車真的動起來了，充一夜電能跑上百十公里吶。崎嶇的鄉(xiāng)間山路上，電動轎車像小馬駒似地顛著。葉文貴的心也隨之激動地狂跳。

然而，這幾乎是一開始就注定將以悲劇結尾的故事。電動轎車從夢想到商品，需要更完善的技術、更巨額的資金。葉文貴不得不四處奔走。但作為一位太過超前的農民企業(yè)家，他的聲音是微弱的。

有媒體就此評點說，在溫州金鄉(xiāng)點燃的“中國農民的轎車夢”，最終演變成了堂吉訶德式的“一個中國農民和一個中國農民的轎車夢”。孤獨的葉文貴最終耗盡了千萬家財，背上了沉重的債務。他徹底失敗了。

十年后，我和當年同為新華社記者的好朋友吳曉波通過私人管道的誠懇相約，因無臉見人而早已拒絕任何采訪的葉文貴答應與我們見一面。

在金鄉(xiāng)街角的一家酒館，兩瓶“酒鬼酒”入肚，葉文貴慷慨話當年。他用穿著破舊皮鞋的腳用力地跺著地板：“這家酒店原本都是我的產業(yè)。為了造車籌錢，賣了。”

那一年，已經淪為落魄小老板的葉文貴仍開有一家生產塑料制品的廠子。走進廠區(qū)，寂寥無聲。葉文貴默默地領我們來到廠區(qū)的一角，荒草叢中，靜靜地躺著十多個早已銹跡斑斑的電動轎車鋼鐵軀殼。

夕陽的余暉無聲地灑落。我突然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悲涼 。

葉文貴卻似乎忘記了我們的存在，他喃喃自語：“只要再有2000萬，我一定讓我的電動轎車在高速公路上跑起來!”

此刻，葉文貴的眼角分明放射著永不言敗的光芒。

1998年，溫州市政府首次公選“溫州改革開放十大風云人物”。我曾向我熟悉的溫州主要領導推薦葉文貴。預料之中的是，他最終沒有出現(xiàn)在聚光燈下。

沒有人愿意記得失敗者。

“不死鳥”的溫州故事二：“男人”王榮森

王榮森

王榮森其實不是男人。

她原名王月香，溫州最窮的文成縣山村的普通女子，小學文化。在溫州賣過皮鞋，后來和丈夫一起跑到西安做服裝批發(fā)生意。

人生總是充滿偶爾。一次旅途中，王月香遇到了因發(fā)生意外、口袋空空而陷入困境的陜西地質學院老師屈茂穩(wěn)。不由分說，她硬塞給對方1500元救急。事后，為了表示謝意，屈老師告訴王月香，陜北有石油，開采利潤肯定比賣服裝高。再說政府鼓勵民間到貧困地區(qū)投資，產出的石油國家也全部回收。

王月香的命運就此改變。

1996年11月18日，王月香拉上屈老師包車趕往延安甘泉縣。3個月后，終于在東溝鄉(xiāng)李灣村一帶找到了出油較為穩(wěn)定的油層。專家測算，最初的3口勘探井需投資480萬元。但王月香夫婦多年辛苦積累僅250萬元。一咬牙，她跑回老家動員親朋好友入股，費盡口舌總算湊足了480萬元。

高高的井架矗立起來了，日夜難眠的王月香干脆就把鋪蓋搬到鉆架下的臨時帳篷。大西北的風沙很快將她的臉龐剝蝕得如同黃土高原般溝壑縱橫，只有那口白燦燦的牙齒，讓人依稀記得她本是江南女子。

1997年5月12日，因勞累過度中暑，丈夫蔡高錫倒在了井架旁。當天下午4時，撒手離世。

丈夫倒了，王月香沒有倒下。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榮森，她需要男人一樣的堅強。

守寡1年零兩天后，王榮森的油井噴出了粘稠濃黑的原油。但欣喜若狂的她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切竟是曇花一現(xiàn)。由于技術等原因，這3口井出油僅兩三天便油層凝固，成了枯井。緊接著與溫州一家鞋業(yè)公司聯(lián)合開發(fā)的第4口探井，又因接錯管子而在出油后不久變?yōu)閺U井。這幾口井的直接損失達700余萬元。

為了翻本，為了還債，2000年，王榮森輾轉來到甘泉相鄰的靖邊縣繼續(xù)開采石油。先是投資280多萬打了一口井，油層還挺好的，不料壓裂時管子被壓破。再砸進148萬元將井修好，但出油量少得可憐。此后的幾度嘗試也以失敗告終。

王榮森瀕臨崩潰。她無助地回到甘泉，日夜徘徊在丈夫曾經倒下的油井邊，一遍又一遍地流淚，一遍又一遍地向路人訴說她的油井的故事。就如同祥林嫂述說她的阿毛。

接二連三的厄運，使王榮森背上了山一樣沉重的近千萬元債務。房產和值錢的家具早已變賣，但仍然杯水車薪。走到盡頭的王榮森已經開始為吃飽肚子發(fā)愁了。百般無奈，這位曾經的百萬富翁只能到當地人家中做保姆，每月收入300元。

老家文成是不敢回了，討債者如云。王榮森最牽掛的是自己才13歲的小兒子：“我已經沒錢供他讀書，只能靠我70多歲的老母親到處借錢撐著。”2002年，王榮森偷偷摸回一趟老家。等待她的是更大的打擊——她最心愛的兒子早在4年前就已溺水身亡，老母親一直隱瞞著。

在創(chuàng)業(yè)者如云的溫州，王榮森僅是極易被茫茫人海吞沒的小老板，但她的故事總讓我難以割舍。有關她的訊息只言片語，2001年，在辭職新華社之前，我利用機會穿越半個中國直奔望得見漢長城的山西靖邊縣，想向這位男人一樣的溫州女人當面問幾個為什么。我撲了個空。

最后一次聽到王榮森的消息大概是2003年。當時，她孤獨地躺在甘泉縣的一家小醫(yī)院里，憔悴得幾近枯槁。此后，她與所有人徹底失去了聯(lián)系。

故事還沒有完。誰也沒想到，2008年6月，當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氣氛在溫州愈來愈濃的時候，多年緲無音訊的王榮森居然又在當地一家電視臺的訪談節(jié)目中出現(xiàn)了。這是一檔關于她一個人的節(jié)目，題目是：《超越生命的力量——王榮森的故事》。

她說，她已經回到溫州，做些小生意，有生之年必須把欠下的錢全部還清。她沒有告訴大家自己曾經過得有多苦，她說得最多的仍然是她和她丈夫的油井和夢想。

長長幾十分鐘的一檔節(jié)目，王榮森除了流淚還是流淚。

在我早已積滿塵埃的20多本溫州采訪筆記中，有名有姓者不下數百位，其中不少人成為了今天的大佬或翹楚。但“失敗者”葉文貴與王榮森卻長久地留存在了我記憶的最深處。

他們總讓我想起趙忠祥主持的央視名欄目《動物世界》里一個震撼心靈的畫面：

每年10月，由于干、濕季節(jié)的變換，生活在東非坦桑尼亞塞倫蓋蒂大草原的百萬頭角馬，必須一路向北，向肯尼亞的馬塞馬拉群體遷徙。近千公里的蠻荒旅途，等待它們的是虎視眈眈的獅群、花豹、 鬣狗，每一秒都可能有生命的消逝。最后一道天塹屏障，是寬闊湍急的馬拉河，河中游弋著這個星球上體型最大也最為兇殘的尼羅鱷。

河對岸，就是水草豐美的“伊甸園”。為了生存與繁衍，角馬群義無返顧，奔涌過河，狂野、驚險、悲壯。許多角馬成為失敗者，葬身于鱷魚的利齒。但一定有更多的角馬，在同伴最后的嘶鳴聲中，甚至是踩著鱷魚兇悍的軀體，殺出了生的血路。

在戶籍人口700萬的溫州，僅篳路藍縷、游走于大江南北經商辦廠的溫州人竟多達250萬。成功或者失敗，葉文貴、王榮森以及他們身后無數默默無聞的搏擊者、創(chuàng)業(yè)者，恰恰勾畫出了另一幅社會學意義的當代改革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生命運動——

他們作為個體，身處底層，如雜草般弱小且邊緣。但滴水成河、聚沙成塔，因為他們的倔強，因為地方政府基于樸素執(zhí)政理念的默許與放手，老百姓經濟亦能長成生機盎然的大樹參天;

他們也許沒有讀過上級文件，對高深的“主義”和理論不甚了了。擺脫貧困、富裕家人以及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催生了他們永不枯竭的原始動能。他們讓我們知曉什么才是改革開放的目的以及改革的全部力量來自何方;

他們從不是自我標榜的英雄，也沒有權勢背景。他們如同東非草原的角馬，物競天擇，自發(fā)而自由地追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真理，正是在他們的實踐中生生不息;

他們和這個國家一樣，當年從經濟社會瀕臨險境的原點出發(fā)。他們摸著石頭過河，起點很低，步履沉重，注定遭遇挫折。然而，他們懂得反思，善于學習，從沒有停歇自我升級的腳步。

他們的淚水與歡笑屬于他們自己。他們的艱難摸索與理性積淀屬于這個國家。

30年，以及看得見的明天，他們曾經失敗，但他們沒有理由死去。